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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几天之前，当省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提出在陈健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日开个追思会，倡议提出只有短短的几天，上下齐心，一呼百应，会议就如期举行了。这是为什么？
我想有三点。
首先，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健秋兄在戏剧事业上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公认。大家有些忿忿不平。
是的。我认为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谈剧作，关汉卿没有他的数量多，莎士比亚没有他的品种全。——这个并不完整的《陈健秋创作年表》就是明证。
1992年，我对健秋兄作过一次较为深入的采访。他谈了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也谈了他对自己一些重要剧作创作时的背景和心态。他的剧作愉悦了我们的耳目、也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但我们是否全部读懂、读通还大有疑问。他的剧作不但在问世之时闪烁出光芒，将它们放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之中依然不会失色。
社会是通过作品来认识剧作家的。健秋兄家中留下了他大量的遗稿，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舞台剧本，还有不少的电视电影剧本、评论文章、小说散文、笔记日记等等；另外，他还有很多书信散落在众多的朋友、学生和亲人的手中。如果把这些文稿能收集拢来、结集出版，不但能使世人认识、了解健秋兄，更能使他的作品载入历史、传之后世。
我建议能将他的全部文稿编辑、整理出版。总之，时代不应该把他的作品淹没，戏剧史应该给陈健秋一席之地。我们大家都期望社会对健秋兄有一个公正的、全面的评价。
第二点，是健秋兄个人的人格魅力。
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健秋兄走了有一年，人们还挂念着他，做人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有一次在大众传媒学院，几个学生围着我，谈他们的系主任，他们还想为他们的陈老师做一点什么事，比如说整理他的文稿，比如说帮他的家属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由衷地敬他、爱他。
我是健秋兄后期交往比较多的人之一，也是众多的、受他关照的学生和朋友之一。
他待人，从相识到相知不需要很多的时间。
我知道他的作品是《枫树湾》，当时叫《红旗卷起农奴戟》，我在一个县级剧团打工，将它改为了花鼓戏，并搬上了舞台。那时的剧目不署个人的名字，因此我们不知道作者名叫陈健秋。后来，知道了写《枫树湾》的作家叫陈健秋，此时，我也调到了省城的《剧海》编辑部。
1988年，当我看了《五月早晨的丹麦王子》（即后来的《今天星期七》），按捺不住给我尊敬的人和喜爱的戏，写了一封类似评论的信。(在信中，我称他为“健秋兄”，后来，他多次提到：在对他的众多的称呼中，他最喜欢的是“健秋兄”这个称呼。)这封信在《戏剧春秋》发表后，《剧海》也组织了一次关于“二陈”（陈健秋、陈芜）的评论，主编乔老爷征求陈健秋的意见，健秋兄就希望我来写关于他的文章。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相识和相知。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也有他的苦恼和伤痛，比如说，他在影视方面付出了劳动而得不到应得的报酬；比如说，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有过两次重大的挫折……无论是大的、或是小对他的伤害，他都一笑置之。他不去争执，也懂得用不着拿别人的无耻来惩罚自己。他将这些苦恼和伤痛化着文字，在剧作中得以宣泄。
从而，他获得了一种做人的尊严、为人的洒脱。
他对我说过：他的创作“追求本色的‘真’，对矫情深恶痛绝。”
在生活中，他何尝不是一样？
他对人的真诚是有口皆碑的。他离休后，在大众传媒学院担任系主任，为戏剧文学创作培养后来人，他对那些年轻人的爱和对他们的进步由衷的喜欢溢于言表。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在他那个系担任兼职教授。我对这一邀请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此事，但我还是很快地、对他有口无心地说道：“谢谢您的信任，但是，我希望是院方来给我谈这件事。”他立即回答道：“对、对，你的考虑没有错。”放下电话，我有些后悔，不该这样回答我所尊敬的健秋兄。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跟学院负责教务的陈教授马上到你家里来。”我听了大吃一惊，我家住在六楼，我不能让他爬这么高的楼。我赶紧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在艺研所的办公室在三楼。
不久，一辆小车驶进了院里，车上走出来两位年近七十、颤颤巍巍的老学者。我慌了，赶紧下楼迎接，陪着他们爬上三楼。冲着二位陈老，我不敢再提什么要求。我很快地答应了。健秋兄知道我的兴趣在于理论研究，他告诉我，学院很重视科研工作，你的教材通过试教，可以交给学院出版。一期下来，我真的把我的教材整理好，交给了健秋兄，他立即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到第二个学年，我的书稿《人类的梦境——影视剧原理》就被收入“大众传媒学术文库”正式出版。
我出版过两本书，手中还有两本书稿，我深知学术着作出版的艰难。我其中的一部书稿，在筹措出版经费时，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却在很不该泡汤的地方泡汤了。想到健秋兄，我感觉到了他的无私和伟大——我并没有求他，他却替我着想。他懂得知识分子需要什么，也懂得如何去加以关爱。我不能辜负他的推荐，我只能以加倍的努力去做好他想要我做好的工作。一句话，我不能为他抹黑！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非常低调地对待自己，也以体贴入微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他赢得了别人的心，也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第三点，健秋兄的逝世，使我们意识到了一种危机，我们都需要通过对健秋兄的追思来激励我们自己。
说老实话，健秋兄走后，我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不是说，我们一定需要推举谁来担任 “谷雨社”的社长；也不是想再为“戏剧湘军”寻找一个新的领军人物。
我觉得，我们已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比如说，有人认为湖南编剧界后继无人，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陈健秋先生的主持下，社会——如大众传媒学院就为我们准备了优秀的后继人才。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陈健秋先生的评论文章，题目叫《一代人生命之路》。现在，我更加意识到，健秋兄的一生和创作，是中国当代戏剧历史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行将结束。在健秋兄的生命后期，他也在跨越这个阶段，迈向新的时代；但他的去逝，让他为湖南当代戏剧的这个历史阶段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戏剧湘军”需要凝聚团结，“谷雨社”也需要为新的时代作出新的贡献。但面对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戏剧的“组织”也要适应新的时代，也要有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据我所知，政府有关部门在考虑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也把这一系列的问题加以考虑。我期望，这种改革的结果应该是：“戏剧湘军”更加众志成城，“谷雨社”也更具活力。它不但能为活着的人增福添寿，也能让逝去的人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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